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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铁道部发言人首谈“反正我信了”发布会内幕

2011年7月24日,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·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“挥手”离开。图/CFP

11月25日,即将退休的王勇平接受记者采访。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摄

■ 对话人物

王勇平 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。2011年7·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,王勇平因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”和“这是一个奇迹”两句话成名,成为舆论炮轰的对象。此后,他告别新闻发言人生涯,远走波兰,成为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。去年,他回国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兼秘书长。

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,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。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,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,我没感到特别的委屈。

——对网上的“背黑锅”一说,王勇平表示否认

■ 对话动机

这是一次彻底的告别。相对于四年前的那次“远离”来说。

27日,60岁的王勇平退休了。从外表上看,他和四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。除了从发根爬出的几缕白色。

这位曾经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,谈话间仍保持平静的语气,不紧不慢,循着自己的逻辑。

11月25日,退休前夕,王勇平决定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。这是7·23事故新闻发布会后,他第一次直面媒体,披露当时那场发布会前后内情。

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,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问题。

不过,曾经深陷舆论漩涡的他最后提到一句话,“我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。”

“我期待退休的到来”

新京报:你应该马上就退休了吧?

王勇平:我已经跟组织上表明了我的观点,到点就下。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(笑)

新京报:去年11月底从波兰回国后,你一直担任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的职务,这个职务符合你的意愿吗?

王勇平:到文联工作既有组织上的考虑,也有我本人的愿望。回国后领导对我说,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要求。我只剩下一年的工作时间,而且从内心里来说,我比较喜欢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。

新京报:没想过要回宣传部?

王勇平:我已经离开这个岗位三年多,从没这么想过。

新京报:这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?

王勇平:特别充实、快乐。在通过我作为文联主席提名的会上,我讲了一段话,大意是说,我只有1年的工作时间了,算起来就是三百六十多天,我要把每天都过得有意义,不虚度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。

新京报:跟之前变化大吗?

王勇平:不像以前在宣传部那么忙碌了,那时候神经一直都是绷紧的。现在每天正常上下班,早晨8点上班,下午5点下班。过去在宣传部时,很少按时下班,基本上都是晚上八九点回家,有时凌晨两三点还要被叫去开会。

新京报:之前是宣传部部长,在前楼办公。现在是文联主席,在后楼办公。前后有差别吗?

王勇平:没感到有什么差别。只是岗位不同,大家对我一直都是很友好的。

新京报:退休后有什么打算?

王勇平:退休就是退下来休息,我向往着过一种云淡风轻的生活。当然,退休后,我还会对书画、摄影、旅游这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情保持兴趣,也会应邀从事一些讲学培训的工作。

新京报:生活重新恢复平静,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王勇平:平静的生活应当是大多数人的向往和追求。风口浪尖是暂时的,淡泊宁静才是我所满意的生活状态。

“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”

新京报:现在回忆2011年7月24日那场新闻发布会,是什么样的感受?你自己怎样评价?

王勇平:关于那场发布会,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很多了。我怎样评价并不重要,我只能说,我尽到了我的职责,做了我该做的事。

新京报:当时你在发布会上的处境是怎样的?你对媒体的态度抱怨吗?

王勇平:当时场面比较混乱,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;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,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;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,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,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,媒体反应强烈,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,我也完全能够理解,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。

新京报:你当时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吗?

王勇平:开发布会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,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。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定论的时候,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。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,只能公布一些当时能够掌握到的事故发生概况,更细致、更深入的情况都还不清楚。

新京报:面对围在台前追问的记者,你发言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?

王勇平:对这次事故,我也非常痛心,因此我能够理解他们。追问事故的真相是记者的责任所在,作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,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满足他们的知情权。

新京报:发布会后,记者不愿意离开,将你围住,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?

王勇平:宣布发布会结束后,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问,于是冲到台上把我围住,有两名记者把我两只手抓得紧紧的,说不能走。我就在那种状态下继续回答他们的提问。我努力保持着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静。

新京报:对于你的标志性语言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”和“这是一个奇迹”这两句话,你后悔吗?

王勇平: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,或许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。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”,它是有语境的。当时网络上盛传埋车头是掩盖证据,掩盖事实。我回答说我下飞机时,问接机的同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他们给了我一个解释,说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,因为当时抢险现场狭窄,有一个泥潭,必须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继续的救援。事实上,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故,任何方式也掩盖不了。其实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,可是为了得到媒体朋友的信任,我又补充了一句,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

至于“这是一个奇迹”,这个话是回答关于小伊伊的提问。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,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。当时列车已经经过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,并且生命探测仪也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,我们不可能在还有生命的情况下停止救援,事实上铁道部一直也没有停止搜救,即便是起吊列车时,也是分层起吊的,这才有可能发现幸存的小伊伊。小伊伊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。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答复。

新京报:说这两句话的时候,你是不是生气了?

王勇平:我没有理由生气。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回答每一个问题,只能说回答的好与不好,但是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。有人说我当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,这是误解我了。我在发布会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,这既是对死者和伤者,也是对全社会表达铁路方面的深深愧歉。

新京报:你在会上有短暂的保持微笑状态,这是你的习惯吗?

王勇平:我认为当时表情始终是凝重的。至于网络将我某个瞬间说话的表情截屏定格,认为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,这是不客观的。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,也是我的习惯。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,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,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,我确实没有意识到。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,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。

新京报: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那场新闻发布会重来一次,你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应对?

王勇平:你说的是假设,历史不会重演。即使历史重演,我仍要承担我的责任,但是我会考虑得更全面、更稳妥。

新京报:你对那场发布会的表现打多少分?

王勇平:这个分不应该由我来打,我只能接受评判。

预感会出事电话家人不要看直播

新京报:很多人认为,尽管事故发生时你是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,但那次发布会应该由铁道部的更高层来主持。

王勇平:有这个说法。当时事故的救援、善后等相关工作繁多而复杂,铁道部领导需要集中精力去做好这些工作,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而且在举行发布会的同时,还召开了全国铁路吸取事故教训、打好安全翻身仗的电视电话会议,都凑到一起了,所以让我先去发布。

新京报:你们是怎么决定谁去参加发布会的?

王勇平:我下飞机后就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,要求立即召开发布会。我向部领导汇报,当时很多情况还没有搞清楚,我们提出来能不能稍微晚一天再开发布会?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当天晚上必须开,因为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很大的偏差,谣言盛行,完全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。而且当天要开发布会的消息也传出去了,很多媒体在等候。

部领导问我有没有把握?我说我刚刚到,情况不掌握,我没有把握。过了一会儿,领导又问,你究竟有没有把握?我说,我没有把握,但是领导让我上,我尽力而为。

新京报:你两次说了没把握,最后还是决定要你去。

王勇平: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态度。因为是新闻发言人总得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在,这个时候我不去,既没有尽到发言人的责任,也不符合我的性格。

新京报:有人说你替别人背了黑锅,你同意这个说法吗?

王勇平: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,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。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,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,我没感到特别的委屈。

新京报:那天走进会场的时候,你心里在想什么?

王勇平:在乘车去发布会现场的路上,我一直在揣摩记者会问一些什么问题,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。当我下车要走进发布厅时,门口有一位熟悉的记者朋友拦住我说,“王部长,里面太乱了,今天可能会出事,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,取消这次发布会吧。”这时站在我身后的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,说他先进去看看。过了一会儿,他出来很凝重地说,我们还是进去吧。

新京报:你自己会有不好的预感吗?

王勇平:当然会有预感。因为这个事故太重大了,舆论对铁路非常不利,我掌握的信息又非常有限,准备工作也非常仓促,再加上现场直播,我自己确实很担心,没有底气。在去发布会现场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,因为我母亲当时住在我们家里。我跟我爱人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关于事故发布会的直播节目,家里人就不要看了,特别不要让80岁的老母亲来看。我担心老人看到心里会承受不了。

没想到会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

新京报:你是怎么走出会场的?

王勇平:当宣布发布会结束的时候,记者一下子围上来了。他们继续问,我继续答,同时慢慢地移动。下楼梯时还有一些记者追上来,后面的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。我回身挥了下手,以示礼貌。后来这张照片被很多媒体发出来,说我告别了新闻发布会舞台,成了一张传播很广的照片,赋予了很多的寓意。

新京报:你挥手告别时,有没有想到这是人生中最后一场发布会?

王勇平:没想那么多,我当时筋疲力尽。第二天早晨在大厅里遇到部领导,他说上级领导看了发布会的现场转播,提出铁道部要表扬王勇平。我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但后来我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,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

新京报:接下来发生了什么?

王勇平:舆论越炒越厉害,部领导觉得我再做新闻发言人可能不太合适了,就考虑对我工作进行变动。

新京报:那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?

王勇平: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涉及这个话题。不上网,不看报,把自己与外面的舆论隔绝开来。在那年10月15号去波兰之前,我有两个月办理出国手续的时间,我每天就在部里小型新闻发布会的会议室里等待。

新京报:你在办公室上网看新闻吗?

王勇平:基本不上网,但我知道网上都是骂声。一直到我要出国了,还有人在那铆足了劲骂,说绝不能放过我,不能让我跑到国外去躲起来。我哪是到外国躲起来?我是去工作的。

新京报:后来有一些为你抱不平的声音出现。

王勇平:越到后面,理性的声音越多,客观看待这场发布会的人越来越多。

新京报:听说你把王旭明写给你的公开信贴到了办公楼内。

王勇平:这个事是不存在的。我觉得这封公开信从观点到事实都是立不起来的,我怎么可能把这封信挂到办公室里呢?当然,我也觉得他写这个信可能是善意的,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对我的误解。

在波兰期间经常和母亲视频聊天

新京报: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免职的?

王勇平:铁道部党组开会的前一天晚上,大概8点的样子,我从办公室回去,在走廊遇到部领导。他说,勇平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问题吧。

新京报:当时你有心理准备吗?

王勇平:没有。他说,现在这种情况下,你再主持铁道部的新闻发布工作不合适,所以我们想给你调整一下工作。现在华沙铁路合作组织正好需要一个委员去,你看怎么样?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。

新京报:你当时就同意了?

王勇平:对。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吗?我说没有条件。第二天党组上会的时候,就这么通过了。

新京报:当时没有公开说过你被免职的原因?

王勇平:对,人事变动很正常,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如果是因为过错变动工作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而且,部领导找我谈的时候,他也说舆论现在炒得这么厉害,但这不是你的过错。

新京报:你们的谈话没持续多久?

王勇平:非常简短。说完之后,我当天晚上就回去收拾东西。第二天上班大家还有一些工作来向我报告,我就告诉了他们我工作调整的事情。

新京报:离开时,对自己的工作会有不舍吗?

王勇平:人都是有感情的,何况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整整8年。当时的那种心情,更多的是对新岗位的期待。

新京报:在波兰期间,会有特别难熬的时候吗?

王勇平:没什么特别难熬的。如果说有的话,就是在传统节日的时候,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,她80多岁了,非常希望我早点回国。开始是打电话,后来她竟然学会了QQ视频。所以下了班之后,我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母亲先视频一下。

新京报:你回来之后,铁道部变成了铁路总公司。

王勇平:这是铁路改革的重大举措。铁道部换牌那天,我正好在白俄罗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。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复杂。你说对于铁道部没有留恋吗?不可能。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、见证者和宣传者。

“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悲剧人物”

新京报:你恨过当时报道你的记者吗?

王勇平:我能够理解他们。我们之间没有私怨,只不过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已。

新京报: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,在突发事件时被推出来,你会觉得委屈吗?

王勇平:那是一种责任,既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,就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。

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是个悲剧性人物吗?

王勇平: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很充实、有意义的,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自己是悲剧人物。

新京报:但你确实经历了挫折。有没有反思过,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?

王勇平:我也经常反思自己,对自己也有很多不满。就这次事件来说,我对发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料不足,主观上太过自信。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语言,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下表现是不合适的。

新京报:你曾经在书里写道,“放下,放下,通身放下”。现在想来,你放下了吗?

王勇平: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,当然我也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。

责任编辑:大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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